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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里的天津官場
作為中共十八大后查處的腐敗重災區，天津盛行的“圈子文化”，是其官場的一大特色與頑疾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周群峰
兩位商人的判決書，讓天津政商界的“圈子文化”再次成為輿論焦點。
7月2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了《天津市亞奇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王大儒單位行賄一審刑事判決書》和《王功偉行賄一審刑事判決書》，兩位王姓商人都是天津市津南區水務局原黨委書記、原局長萬繼全案的行賄人，也是萬繼全“商人圈”的主要成員。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刊《中國紀檢監察》曾發文稱，萬繼全的身后，始終跟著一個“商人圈”，隨著他職務提升，一個個小包工頭也發展成為坐擁上億資產的大老板。
天津市紀委曾通報“搞圈子”的3個典型案例：天津港集團公司原董事長于汝民培植“秘書圈”；紅橋區政協原副主席李可組建“友誼圈”；萬繼全經營“商人圈”。
另外，該市最炙手可熱的圈子，當屬身居高位的“津官”組成的“中心圈”，一些人依靠進入該圈而官運亨通。
作為中共十八大后查處的腐敗重災區，天津盛行的“圈子文化”是其官場的一大特色與頑疾。2016年10月，中央巡視組在對天津巡視“回頭看”進行反饋時，直言天津“圈子文化不絕，政治生態遭破壞”。
《中國新聞周刊》查閱十八大后披露的多個案例發現，天津官場的圈子文化已成滲透之勢，在被查出的問題官員中，下至鄉鎮干部、區縣官員，上至市委主要領導，很多都在“圈子”里。
錢與權搭建的“商人圈”
萬繼全被認為是經營“商人圈”的代表官員。
萬繼全曾任天津市津南區文化局局長、黨委書記，天津市津南區北閘口鎮黨委書記、天津市津南區水務局書記、局長、區委委員等職務。
他與商人們的“親密關系”，始于其任北閘口鎮黨委書記時，王大儒和王功偉是向其行賄的代表性商人。王大儒是天津市亞奇建設開發公司(以下簡稱“亞奇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功偉是天津市偉達儲運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大儒的判決書顯示，2007年至2008年，王大儒想進軍房地產領域，但是亞奇公司不具備房地產開發資質，時任天津市津南區北閘口鎮黨委書記的萬繼全，利用職務便利，違反相關規定，幫助王大儒順利承攬了該鎮某住宅樓項目的開發工程。
不久，萬繼全又違規將天津市巨廈房地產開發中心(北閘口鎮政府下屬集體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變更為王大儒，使亞奇公司具備開發房地產項目的資質。
2009年，王大儒又遇到類似的問題，想開發商品房但沒有資質，萬繼全獲悉家福安居建設有限公司(津南區建設管理委員會的下屬企業)具有開發經濟適用房的資質，于是出面幫亞奇公司違規借用該公司的資質，使得亞奇可以對人安西里住宅樓項目進行開發。
王大儒在開發該項目時資金不足，萬繼全幫助亞奇公司募集到資金1.3億余元，這筆資金由北閘口鎮政府及其下屬鑫泰鼎實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等單位墊付。
在萬繼全多次出手相助后，王大儒知恩圖報。2012年春節期間，他將一張金額為100萬元的天津農商銀行借記卡送予萬。
王大儒的判決書透露，他送給萬繼全的百萬元“感謝費”，其中有80余萬元被萬繼全放貸給某宋姓商人，以產生“更大經濟價值”。
王大儒在津南區北閘口鎮的“官場朋友”不止萬繼全一人。2011年，亞奇公司承建的北閘口鎮人安西里住宅樓工程，因維修與補償問題與居民發生糾紛。主管工程建設的副鎮長王某幫王大儒出面協調，使其減少了很多損失。2012年春節期間，在王某辦公室內，王大儒將一張內存20萬元人民幣的銀行卡送予王某。
天津市偉達儲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功偉也是萬繼全“商人圈”中的一員。
王功偉行賄一審判決書顯示，2007年起，王功偉以天津金三維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北閘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名義，在北閘口鎮開發建設人安東里小區工程，該小區一期工程竣工后，因故滯銷。
2008年，時任北閘口鎮黨委書記的萬繼全，利用職務便利，促成北閘口鎮政府出資收購人安東里小區一期工程，作為回遷安置用房，幫助王功偉解決了滯銷問題。
2009年，王功偉為表示感謝，并為后續工程繼續獲得萬的幫助做準備，向萬繼全贈送一張金額10萬元的農行借記卡。
2009年至2011年，萬繼全利用職務便利，再次促成北閘口鎮政府繼續出資，收購了王功偉開發建設的人安東里小區二期工程，幫助王功偉解決了資金回籠問題。
2016年6月19日，王大儒因涉嫌犯行賄罪被刑拘，同年7月1日被逮捕。2016年6月12日，王功偉因涉嫌犯行賄罪被刑拘，同年6月19日被取保候審，2017年9月18日被監視居住。
2017年12月27日，王大儒因犯單位行賄罪，在天津南開法院被判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2017年11月28日，王功偉因行賄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
2016年6月29日，萬繼全因涉嫌受賄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5日被逮捕。2017年9月22日，天津市津南法院對萬繼全受賄一案做出一審宣判，萬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十萬元。
判決書顯示，2005年至2012年間，萬繼全在擔任天津市津南區文化局局長、津南區北閘口鎮黨委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亞奇公司等多位商人贈送的財物，價值共計人民幣356.1168萬元。
除了王大儒、王功偉， 2005年至2012年間，還有5名商人向萬繼全行賄，分別為：天津市順景道路工程公司法人劉某；天津市富凱建設集團公司第七分公司法人梁某；天津宏泰隆房地產經營公司法人孫某；天津市南洋建筑工程公司基礎分公司經理孟某；天津市匯鑫雙盈建筑安裝公司法人李某。
《中國新聞周刊》發現，萬繼全判決書中7名行賄商人中，都曾在萬任北閘口鎮黨委書記期間，通過萬在承攬工程等方面獲得不當利益，其中梁某還在萬擔任津南區文化局局長期間也向其行賄。萬用這些商人的行賄款，用于購房、放貸等用途。
炙手可熱的“中心圈”
在十八大后落馬“津官”的圈子中，最炙手可熱的是由位高權重的官員組成的“中心圈子”，這個圈子的核心人物，當屬天津市委原代理書記、原市長黃興國。
《中國紀檢監察》報道稱，天津市建設管理委員會原副主任張泉芬被認為是黃興國“圈子”里的人，并因此官運亨通。
張泉芬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善于上下結盟。“對上，她是黃興國‘圈子’里的人，并因此順利坐上了天津市紅橋區區委書記(正廳級)的寶座。”張于2016年12月21日落馬，于2017年9月因涉嫌受賄罪、貪污罪被立案偵查。
2018年6月27日晚，“利劍高懸 警鐘長鳴”系列警示教育片《為了政治生態的海晏河清》在天津衛視首播。該片剖析了天津市受到嚴肅查處的10個違紀違法案件。
該片解說詞稱：“圈子文化不絕，是影響天津發展、影響干部隊伍建設的頑瘴痼疾。”該片中出鏡的三位60后落馬正廳級官員，格外引人關注。
這三人分別為天津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集團公司原黨委副書記、總經理段寶森；天津市地質礦產勘查局原黨委副書記、局長尉永久；天津市機械設備成套局原黨組書記、局長羅福來。
為了攀附黃興國，進入他的圈子，3名廳官都使出了渾身解數。該片解說詞稱，“段寶森為求個人升遷，一心想搭上高層領導。一次偶然的機會，段寶森結識了黃興國的弟弟，于是趕緊貼了上去。”
天津市紀委監委審查調查人員介紹說， 段寶森頻繁與黃興國的弟弟來往，經常一起吃吃喝喝，多次到千里之外黃興國的寧波老家，看望黃興國的父母，連續4年到黃興國老家拜年送禮。
段寶森出鏡時說：“想進圈子這種心理，想接近人家(黃興國)，通過接近人家家屬，然后得到人家的賞識和重用。”
該片解說詞稱，“段寶森在誠基中心君臨大廈項目審批中，收受好處，違規確定夾層不計入建筑面積、違規確定土地出讓金收取標準，造成了巨額國有資產損失。”
君臨大廈矗立在海河之濱，總高度239.6米，是天津的第二高建筑，僅次于336.9米的津塔，工程造價4.5億元。
《中國新聞周刊》從多位知情者處獲悉，君臨大廈項目由江蘇省委原常委、原秘書長趙少麟之子趙晉開發，因質量問題被認為是一座危樓。君臨大廈背后涉案官員眾多，除段寶森外，還包括河北區政協原主席、河北區原建委副主任崔志勇，河北區建委副主任杜娜麗，天津市規劃局東麗區規劃分局原黨組書記、局長王樾，中央紀委第六紀檢監察室三處原處長羅凱，中央紀委第七紀檢監察室三處原處長申英等。
尉永久也相信攀附黃興國的圈子能解決大問題，于是他挖空心思接近黃興國。
2008年，尉永久作為中方談判代表，參與引進空客A320總裝項目，經多方努力，項目在津落成。尉永久以功臣自居，自認為是空客(天津)總裝有限公司一把手的不二人選，但最終未能如愿。
尉永久說：“我認為，我之所以沒有被選擇，不是因為我能力不夠，而是我沒有人、沒有靠山，于是我就不再相信組織，就想找靠山，我就把身居高位的黃興國作為我的靠山，把他(黃興國)看成組織的化身。”
天津市紀委監委審查調查人員介紹說，作為浙江紹興人的尉永久，憑借與黃興國(浙江寧波人)是同鄉這層關系，攀上黃興國這個靠山，利用過年過節的機會，送給黃興國購物卡，還有大量茅臺酒、紹興酒等。
尉永久說：“組織上多次找我調查，自己還是一而再再而三，蒙混過關，因為有靠山啊，自己就能夠安然地不再被組織所調查。”
尉永久自以為背靠大樹有陰涼，做事獨斷專行，為他人介紹項目、承攬工程，涉嫌索取、受賄500余萬元。“他未經黨委研究，就擅自將一名科級老同事調入中小企業局，并給予正處級工資待遇。”
天津市紀委監委審查調查人員稱，尉永久私自決定由其“老同事”管理的生產力促進中心，與天津某民企合資成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公司，因經營混亂造成650萬元國有資產損失。
羅福來也一心想進入黃興國的圈子。2016年，時任天津市寧河區委書記的羅福來曾針對圈子文化問題，在全區領導干部大會上，義正詞嚴地提出批評，而他本人卻是個不失時機鉆圈子、挖空心思建圈子的典型。
羅福來說，“2012年我當上武清區區長以后，他(黃興國)通過秘書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見面以后他就跟我說，我父母在老家就認天獅的藥品和保健品，回來我讓我兄弟跟你聯系。”
羅福來意識到這是接近黃興國的難得機會，就把給黃興國父母送藥和保健品當作了大事來辦，先后三次親自到浙江送藥品和保健品，還借向黃匯報工作之機，多次送上和田玉件、名貴字畫等禮物。
羅福來努力擠入黃興國的圈子，同時還潛心經營自己的朋友圈、同學圈、官場圈。他還將這些圈子分為“核心圈”和“邊緣圈”，根據不同圈子的性質，在收禮方面也有所差異。
他在該專題片中出鏡時說，“自己對不熟悉的、不放心的，或者是跟自己比較遠的人，堅決不收受任何禮金和禮物。但是，對比較信任的、身邊的，包括體制內的、企業界的就放松警惕，給他們辦事，也收了他們的錢。”
天津市紀委監委審查調查人員舉例稱，羅福來兒子結婚時，“核心圈” 的人送他100萬，他毫不猶豫地就收下了，“邊緣圈” 也有人送100萬，被他堅決退回，減為50萬，再減為20萬，最后只收了5000元。
在武清區，先后有50多名干部因鉆羅福來的圈子，給他送錢送物，違紀違法，受到黨紀政紀處理。
搞裙帶關系的“秘書圈”
天津港集團公司原董事長于汝民則是“秘書圈”的代表官員。
于被認為是天津港集團的資深人物，他19歲起就來到天津港務局當工人，之后的職業生涯從未離開天津港。
1996年，他當上天津港務局副局長，2004年，天津港務局改制轉型為天津港集團，于汝民任總裁、副董事長，2007年任黨委書記、董事長，直至2013年退休。
2017年4月17日，新華社發表《用好“政治體檢” 促進標本兼治——從十八屆中央第十輪巡視看巡視整改成效》長篇稿件，文章披露：天津港集團公司原董事長于汝民拉幫結派、搞裙帶關系和小團伙，培植“秘書圈”等問題，被立案審查。
這篇報道被認為是于汝民出事的前兆，他的名字也首次在媒體報道中被貼上“秘書圈”的標簽。2017年5月21日，天津市紀委對于汝民嚴重違紀問題進行立案審查。
通報稱，于汝民在擔任天津港務局副局長、局長，天津港(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裁、黨委書記、董事長期間及退休后，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拉幫結派、培植形成“秘書圈”，理想信念喪失，搞迷信活動等問題。
此外，他還違反了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生活紀律和國家法律法規規定，違規提拔、調整干部；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金、消費卡，退休后違規兼職取酬、經商辦企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錢款，涉嫌受賄犯罪。
《中國紀檢監察》雜志披露稱，在苦心培植“秘書圈”方面，于汝民在天津港任主要領導的20多年間，利用職權便利，先后將6任秘書安插在天津港和相關部門的關鍵崗位上。
于汝民在組建“秘書圈”方面頗有心得。報道稱，他安插的訣竅是，老秘書離開前，推薦新秘書接任，或者到重要崗位任職。靠著這種“前任推薦后任”的方式，于汝民在天津港形成了一個裙帶關系極其嚴密的“秘書圈”。
在這些秘書眼里，黨規黨紀、組織程序，都抵不過于汝民的一個指令甚至暗示。
報道還稱，在選人用人上，于汝民任人唯親，對外界釋放出一種“只有跟著我才能受重用”的氛圍，“讓許多踏實干事的干部寒了心”。
在天津落馬官員中，一些官員非常重視 “發小”“兄弟”等關系，并以此組建“友誼圈”，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紅橋區政協原副主席李可。
在2016年中央巡視組對天津進行巡視“回頭看”期間，天津市紀委接到了中央巡視組移交的關于李可的問題線索。通過對李可的調查，發現其在擔任天津紅橋區建委主任、房管局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朋友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財物。
在央視《朝聞天下》2017年4月22日的畫面中，天津市紀委工作人員介紹說，該市紅橋區有幾個小區的配套設施工程的中標，都和李可有關。
天津市紀委工作人員于海闊指著一個名為泉富家園的小區說：“這些樓的外墻保溫和外檐涂料工程，都是李可給他發小介紹的。”
天津市紀委還表示，李可通過幫人辦事和飯局應酬，編織著更大的人脈圈，為自己在經濟上和仕途上謀求利益。
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李可接受央視采訪時稱：“現在我也認識到了，作為一名領導干部，在交往的過程中，應該準確地去判斷哪些人接近你、和你交友是沖你這個人來的，哪些人是沖著你手中權力來的。”
2016年10月，天津市紀委發布李可被組織調查的消息。
天津市政協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長武長順，也注重培養官場圈子，并經常與圈內人組織飯局。有媒體報道稱，2014年7月16日，在其組織的一個“小圈子”的飯局上，他自以為已經平安，推杯換盞時得意地冒出一句“過關了”，但是4天后，中紀委網站就發布武長順落馬的消息。
2016年9月13日，天津市紀委就薊縣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許家臺鎮原黨委書記盧旺嚴重違紀案發出通報。通報中提到，盧旺黨章黨規黨紀意識十分淡薄，生活圈、朋友圈魚龍混雜。盧旺愛打麻將，有的人就投其所好，經常陪他打麻將，進而形成個“麻將圈子”。盧旺和這些“麻友”關系很近，利用職權為“麻友”幫忙。
花式多樣的圈子文化，是破壞天津政治生態的一大頑疾，天津也意識到了其中的危害性，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2017年5月19日，在做客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在線訪談”時，天津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陸為民表示，天津圈子文化不絕、好人主義盛行，黃興國作為當時的“一把手”，對自己人設計路線，著意栽培使用，使拜碼頭、拉山頭等歪風邪氣蔓延，敗壞了政治風氣，帶壞了一批干部。
他還介紹，2016年，天津市紀委委托有關部門作了一個問卷調研，36.2%的受訪干部群眾認為天津存在圈子文化現象。“這充分說明圈子文化在天津的泛濫程度和負面影響不可小覷。”
《中國紀檢監察》報道稱，為破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積弊，在2016年區縣換屆中，天津打破以往以人劃線、以地域劃線的“潛規則”，堅持干部工作一盤棋，大力推進干部交流，共交流市管干部111人、輪崗63人，占班子成員總數的33.9%，是歷年來交流力度最大的一次。
2017年4月25日，天津市委巡視辦主任殷奇在《人民日報》發表《力克圈子文化、好人主義》一文，該文稱：巡視整改以來，針對涉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問題，天津市開展提醒談話95人次、函詢62人次、誡勉161人次。
天津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察委員會主任鄧修明表示，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往往互為因果，根子都在黨性弱化、在政治上不擔當，是黨內政治生活不規范、不嚴肅的必然結果。因此，要從根本上鏟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土壤，決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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