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時謀勢 把握歷史性窗口
——論新時代條件下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上）
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能否在歷史關鍵節點判斷準、利用好戰略機遇，將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產生全局性、長遠性、決定性影響。
在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機遇仍在”并且“長期存在”的科學判斷，對于如何科學把握大勢、如何大有作為具有重大指導意義，也為消除疑慮、保持定力、堅定自信奠定了堅實基石。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窗口期，面對全球范圍的大競爭、改革發展的攻堅戰，務必順時謀勢，用好戰略機遇、維護戰略機遇、塑造戰略機遇。2019年的“兩會時間”即將開啟，我們要凝聚起最廣泛的智慧和力量，為新時代的改革發展獻計獻策，打好防范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下好應對各種變數的先手棋，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朝著已經確立的偉大目標奮勇前進。
大國崛起中至關重要的戰略判斷
立于廣闊的時空坐標之上，崛起的大國都曾面臨能否把握戰略機遇期的問題。在相互對話和相互競爭的歷史中，有的國家抓住了機遇，有的國家則錯失了機遇，留下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深刻總結。
17世紀中葉的荷蘭，借助地理大發現帶來的歷史機遇，憑借一系列金融和商業制度的創立造就了一個商業帝國，達到“商業繁榮的頂點”；19世紀后半期，鐵血首相俾斯麥運用高超謀略為德國爭取了相對和平的周邊環境、寶貴的發展機遇，在科學和教育的基石上，打造出后發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發展模式；150年前的日本，把西方入侵作為自己棄舊圖新、迎頭趕上的歷史機遇，最終使自己成為東方第一個擺脫大國欺凌、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19世紀末的美國，緊跟以電氣化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以重大科技發明為基礎，在一套比較成熟的制度體系保障下實現了跳躍式發展，迅速趕上并超越了歐洲強國。
再看中國。1840年的鴉片戰爭，西方殖民者以堅船利炮挾工業文明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開始“睜眼看世界”的千年古國，如何應對外部的威脅、內部的危機？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師法俄日的戊戌變法、參酌中西政要的晚清新政、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國在一系列磕磕絆絆中艱難啟動新的歷史進程，試圖贏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卻都未能如愿。直到中國共產黨人，歷經南湖紅船上的“開天辟地”、新中國成立的“改天換地”、改革開放的“翻天覆地”，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演繹出民族復興史上自強不息的傳奇，中國一躍而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框架內實現轉身，融入現代化的浩蕩潮流。在這本厚重的發展教科書上，一條最重要的方法論，就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準確把握時代潮流和最大國情、最大實際，并以此為基點認識當下、規劃未來、制定政策、推進事業。
研究大國興衰更替，是一個無法窮盡的話題。盡管沒有標準答案，但毫無疑問的是，只有那些依據自己的國情和發展需要做出正確戰略判斷的國家，那些與時代同行共進、順應潮流和規則、打造出核心競爭力的國家，那些能為自己的人民帶來福祉安寧、給世界帶去和平安全的國家，才能獲得歷史的長久青睞。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所指出的：“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奮發有為，銳意進取，人類社會就能更好前進。”
決定戰略機遇期的中國分量
估量新時代的戰略機遇期，要綜合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大局。這是與世界格局多極化發展相聯系的戰略機遇期，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相聯系的戰略機遇期。所謂“長期性”，就蘊含其中。
今日之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經濟繁榮富庶、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密集活躍程度、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等，都是“百年未有”。
變局之中固然有逆流——國際形勢中不穩定、不確定、不可測的因素增多，冷戰思維、強權政治、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陰霾不散，地區動蕩、恐怖主義、氣候變化、難民潮等風險挑戰層出不窮，經濟金融和發展鴻溝問題日益突出，世界范圍內安全挑戰更加復雜嚴峻。
變局之中更要看主流——全球通訊信息技術不斷變革，國際產業分工、勞動分工和世界市場不斷發展。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仍然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合作不要對抗是各國民心所向；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共同解決難題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
總的來看，主流還是壓過了逆流。國際環境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經濟全球化沒有出現根本逆轉，和平力量的上升超過戰爭因素的增長。這是判斷戰略機遇期長期存在的外部條件。
今日之中國，正處于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經過量的積累進入質的提升，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乘勢而上，我們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這是既有巨大發展潛力動力，又有各種困難風險的時期，是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期，又是應對和化解霸權主義對我施加強大壓力的時期。
在既有難得歷史機遇，又有諸多風險挑戰的情況下，我們黨對戰略機遇期作出了長期性判斷，其重要立足點在于中國的分量、中國的作為。也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做好自己的事，將是能不能贏得戰略機遇、用好戰略機遇進而塑造新戰略機遇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3679億元增長到90萬億元，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長到超過4萬億美元，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萬億美元，對外投資總額累計超過2萬億美元。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科技創新和重大工程捷報頻傳；基礎設施建設成就顯著，信息暢通，公路成網，鐵路密布，高壩矗立，西氣東輸，南水北調，高鐵飛馳，巨輪遠航，飛機翱翔，天塹變通途。
中國速度令人驚嘆，中國分量越來越重。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方面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共商共建共享”、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等全球治理理念，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歡迎。
這一切成就昭示我們，中國自身的大發展、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深刻影響國際政治經濟戰略格局的重要變量，是在本世紀第3個十年以至更長時期贏得戰略機遇期的最大動力。
在應對危機中創造機遇
機遇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但歷史并不會慷慨地把機遇恩賜給誰。經驗表明，機遇從來都是在順時謀勢聚勢、妥善應對危機中來，從沒有“一帆風順”“天上掉餡餅”的所謂機遇。
幾十年來，我們的每一次戰略突破，幾乎都與化重大危機為發展機遇密切相關。例如，成功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從此成為東亞經濟引擎；2001年打破困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此全面進入世界市場體系；2008年以后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沖擊，從此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可見，危機之中確實蘊含機遇，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就能變壓力為動力、化挑戰為機遇。這是一條成功的實踐經驗，同時表明，機遇其實也是歷史交予的一個重大考驗。
進取者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滯于既得的成就與榮光。我們的面前，還有一張長長的“問題清單”，“危”與“機”同生共存。
世界經濟仍有諸多挑戰，“黑天鵝”“灰犀牛”不時出現，科技競爭更加激烈，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受到沖擊。但也正因如此，全球治理結構才面臨重大調整，國際力量對比進一步發生變化，我國通過積極參與國際體系變革、主動塑造外部環境的機會大大增加。
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改革進入深水區，各種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才要更加重視發展質量，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勇立潮頭，在補短板、強基礎和制度創新中釋放巨大的潛力活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開辟更加廣闊的空間。
總之，國內問題必須在改革發展中解決，外部環境的壓力則是我們改良提升自己的最佳動力。化危為機、轉危為安的關鍵就在于，集中精力辦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
時勢在我！我們正處于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新時代。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里大有作為，時不我待。
歷史的新契機，等待的是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
（鐘經文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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